康有为是好的还是坏的

好的。

这在当时一定程度上推行了新潮思想,从这方面来看,康有为堪称“好人”。然而维新变法触及到了慈禧为代表的封建皇家利益,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被杀,但康有为却成功逃至海外。令人可悲的是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则是康有为的弟弟。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

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1858年3月19日），康有为生于广东南海西樵山银塘乡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康赞修，官至连州训导；其父康达初，官任江西补用知县；从叔祖康国器，护理广西巡抚，曾经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康有为少年时期师从康赞修、朱次琦，他们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便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康有为五岁能诵唐诗数百首。六岁时跟从简凤仪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康有为十一岁时父亲去世，跟随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攻读经史。这时，太平天国失败不久，他“频阅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瓜分危机更是迫在眉睫。康有为趁入京应试的机会，联合各18省应试举人，于四月初八日（5月2日）联名请愿，发动“公车上书”。他在“公车上书”中，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改良派的救国纲领。认为变法着重在富国、养民和教民三方面。提出富国之法有六：一、钞法，户部用精工造钞票，设官银行，以扩充商务；二、建筑铁路，收我利权；三、制造机器、轮舟，奖励新制造，并发展、保护民营工业；四、矿务，开设矿学，请比利时人教导勘测，选才督办，不滥用私人；五、铸银，各省设铸银局，以塞漏卮；六、邮政，设邮政局。养民之法有四：一、务农；二、劝工；三、惠商；四、恤穷。教民之法则为分立学堂、开设报馆，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这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也是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宣布“临朝听政”，光绪帝被软禁，戊戌六君子被杀。九月初十日（10月24日），康有为经由吴淞、香港到达日本，他在途中发表公开信，说是“天祸中国，际此奇变”，称慈禧太后为“伪临朝”，称幽废光绪帝为“罪大恶极”，并将“密诏”改窜露布，提出“无徐敬业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表示要“奉诏出外求救”。接着，康有为发出《奉诏求救文》，首数慈禧太后大罪十条，继言光绪帝“勤政爱民，大开言路”等“圣明”。说明自己“过承知遇，毗赞维新，屡奉温室之言，密受衣带之诏”，准备“奉诏求救”。当他在香港时，就想“动身到英国去”，并“先告英使署参赞及上海领事、香港总督，请其电英廷相救”。还谒见英国子爵柏丽斯辉，“请其出力相救”。

他的弟子梁启超在逃亡途中上书伊藤博文，请他与英、美诸公使商议揭破慈禧太后“欲杀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等到了日本，康有为又请文部大臣犬养毅予以支持； [20] 又上书同文会领袖近卫笃麿，说明“受衣带之诏，万里来航，泣血求救”。这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陈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曾托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为示意。康有为表示自己奉有“密诏”，不便和革命党人往来，拒绝合作。孙中山又通过日本人的关系，组织一次孙、陈、康、梁的会谈，商讨合作方法，康有为不到会，派梁启超为代表，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孙中山复派陈少白往访，梁启超导陈见康，陈少白反复辩论至三小时，请康有为“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