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是谁提出

梁启超。

是梁启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说过：“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方志起源于《周官》。所谓周官指周朝王室的官制，后成书《周礼》亦称《周官》，宋代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认为，周官中的职方、土训、诵训的职掌，于后世方志都不无相似之处。

方志，是指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有全国性的总志和地方性的州郡府县志两类。总志如《山海经》、《大清一统志》。以省为单位的方志称“通志”，如《山西通志》，元以后著名的乡镇、寺观、山川也多有志，如《南浔志》、《灵隐寺志》。方志分门别类，取材宏富，是研究历史及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 如孟子所称“晋《乘》、楚《寿杌》、鲁《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 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方志起源于《周官》。所谓周官指周朝王室的官制，后成书《周礼》亦称《周官》，宋代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认为，周官中的职方、土训、诵训的职掌，于后世方志都不无相似之处。

清代方志学家章家诚从“志为史体”角度出发，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记载地方史事的书籍，如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等，应是最早的方志。后代许多学者也认为这些史书，类似后来地方志，具有地方志的雏形，应称为方志之源。

从梁启超的一系列史学、方志学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方志学应包括：方志的渊源、嬗变和发展；方志的性质、意义和价值，方志的体例、篇目和章法；方志的主流和支流；方志作品的优劣和得失；史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修志的方法和技巧；修志者应具备的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等等。

可以说，有关方志理论和实践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梁启超都作了明确的回答或初步的探索。因而，“方志学”这个科学体系一经形成，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在内忧外患，国乱民穷的民国初期，所以能够编纂数量可观的地方志书和诞生了数种方志学理论专著，是和梁启超在方志学理论研究上的贡献，有密切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