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意思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意思是：人能够把道发扬光大，而不是用道来使人的才能扩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出自孔子《论语·卫灵公》，其中著名文句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无为而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意思是：人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出现眼前的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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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夏邑县），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大成至圣先师”。

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风，倡导仁义礼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论语》。该书被奉为儒家经典。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意思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解释

1、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意思是孔子说：“人能够使道发扬光大，不是道使人发扬光大。”

2、含义：人必须首先修养自身，扩充自己，提高自己，才可以把道发扬光大；反过来，以道弘人，用来装点门面，哗众取宠，那就不是真正的君子之所为。这句话阐述了人与道、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儒家对“人”与“道”关系的基本看法

详解：这句话和前面的有点不同，字面意思很简单。“弘”，“使~光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能使道光大，而不是道能使人光大。”然而，字面简单的，往往理解起来更复杂。这个简单的句子，却厘定着《论语》、儒家对“人”与“道”关系的基本看法。

有一个很坏的传统，总把“道”往虚无缥缈中寻去。这种把戏，千百年来一直愚弄着偷心不死之人。而对于《论语》、对于儒家，这种把戏是无效的。儒家从来都是现世的，无论这“道”是何道，最终都要落实到“人的承担”上。在《论语》里，“道”只指“圣人之道”，只和现世有关，只和现世的“人不愠”有关。任何往虚无缥缈处瞎推的把戏，都只能是把戏。

还有一种更坏的传统，就是以“道”压“人”，把“道”描绘成一个虚无缥缈的远景，然后让现实的“人”为这个虚无缥缈的远景垫背。这，比起“一将功成万骨枯”还要残忍。后者，至少还有一个“一将功成”让大家唾骂。而当把“道”有意无意地装扮成虚无缥缈的远景时，则连对它的唾骂都变成此等造假戏剧中的荒谬情节。这种荒谬的悲剧，在历史上不断重复。

但比起下面这种，以上两种就不算什么了。历史上永远不缺这种人，他们以“得道者”、“行道者”自居，以“道”的代表自居，他们成了人间的上帝，他们制定人间的法律，一切违背他们的就成了大逆不道。历史上最不缺的就是这种人，却往往是个个道貌岸然，一副拯民于水火的姿态，私下却干尽见不得“人”的事。这种“挟私道以令诸人”的人，难道还少见吗？

而这里的“道”，是大道，是公道，不是哪个人、哪群人的小道、私道。只有“人”，才能使“道”得以光大，离开了“人”，并没有一个“道”可以让“人”得以光大。“道”的彰显，是“人”现世存在的当下涌现，离开当下、现世，只能是虚无缥缈的远景，与《论语》、儒家的“圣人之道”毫无瓜葛。

这里，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前面曾提到的《论语》、儒家和西学中的柏拉图、基督教、科学主义等的根本分歧。对于后者来说，是“道能弘人”，在柏拉图那里“道”是理智的光芒，在基督教那里“道”是上帝，在科学主义那里“道”是科学；但对于《论语》、儒家来说，是“人能弘道”，理智的光辉、上帝、科学都离不开“人”，没有“人”，这些所谓的“道”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正由于《论语》、儒家的这种精神，才使得西式的宗教在中国从来都没能得到光大。

有着一种西学的思维语境有人可能要问，这样是否意味着《论语》、儒家否认客观的规律？对于《论语》、儒家来说，客观规律的有无并不是一个首要的前提，无论有无，都是“人”必须承担的。在“天地人”模式中，客观规律属于“天地”范畴，构成“人”展现的舞台。打个比方，对于“人”这个演员来说，无论舞台如何，演好戏是最重要的，而好的演员，无论怎样的舞台，都会充分利用构成这个舞台的当下、现实的条件。《论语》、儒家并不否认客观规律的存在，但这只构成“人”活动的舞台，而不构成“人”的表演、显现本身。对于《论语》、儒家来说，“道”只特指现世、当下的“圣人之道”，并不是一般所理解的本体、本原、规律之类的东西，这一点，对于已经受西学影响太大的国人来说，是需要反复强调认识的。

有人把儒家归于西学“人本”主义的范式，完全是无的放失。儒家的“人”，是站在“天地人”的宇宙结构下说的，并不需要一个“人本”主义来“本”人。“人本”一旦被主义，就会失去一切主意，变成意识形态的闹剧。而用西学的“结构”范式来考察儒家的“天地人”结构中的“人”，同样是无的放失。“人”在“天地人”结构中并不是某种构成因素，而是展现，“天地”只是“人”展现的舞台，而这一切都是当下、现世的。这里的“人”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正“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一种暂时不能“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人不知”的人。这两种人构成了所有的人，用现代术语就是包括了构成社会的所有人。

因此，根据“人”的两种不同含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就必须至少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对于正“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来说，他们的“闻、见、学、行”能使得“圣人之道”得到彰显、涌现，但并不是他们“闻、见、学、行”“圣人之道”就使得自己得以高人一等、凌驾于别人之上，成为所谓的精英，甚至打着“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旗号行其私道；

其二，对于暂时不能“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人不知”的人，“圣人之道”的彰显、涌现并不能离开他们，把“人不知”的世界改造成“人不愠”的世界，不能离开“人不知”的人，并不能打着一个抽象的、虚无飘渺的“圣人之道”去利用“人不知”的人，把他们当成就一个抽象的、虚无飘渺的“圣人之道”的垫背。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归根结底只有一点，就是“道”不是目的，只有“人”才是目的，只有现实中的“人”才是目的，一切以打着虚无飘渺的所谓“道”为目的，以现实的“人”为手段的所谓“闻、见、学、行”“圣人之道”，都是《论语》背道而驰的。

对于《论语》、孔子、儒家来说，“人”是开始，也是目的，而“道”是手段，即使是“圣人之道”，也只是把“人不知”世界改造成“人不愠”世界的手段，无论从开始到成就，都离不开“人”。“道”是“人”行的，而非“人”是“道”行的；“道”是“人”光大的，而非“人”是“道”光大的。只有这样理解，才能算初步明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而人被无所本地抛掷在此世间，就是人的当下，就是人的承担，这构成了人的无所位次，而人“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才有这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才有个体的存在发展，这里没有所谓的悲剧、喜剧、正剧，没有人，无所谓天地，也无所谓人展现的舞台，又何来悲剧、喜剧、正剧？悲剧、喜剧、正剧都不过是人生“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而来的位次展现，这里所谓理智、情感的预设，没有人，又何来理智、情感？这里只有承担，人的承担，首先是对“人”的承担，由此承担，才有所谓乐、悲、情、智、观、欲等等葛藤，只有这样，才算进一步理解何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参考资料自孔圣人网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意思是什么?

这句话的大意是：人在成为圣人的过程中，只需向自己的内心寻找力量，寻求道理，内心具足一切，无需外求。从外部寻找事物的道理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圣人“求理”的途径是“内心自省”。

王阳明于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驿丞。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里，王阳明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

一天半夜里，他忽然有了顿悟，认为心是感应万事万物的根本，由此提出心即理的命题。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老子思想的主要范畴是“道”，“道”字在《老子》书中出现了七十三次，天道自然无为是《老子》一书的主旨。道是一种混沌未分的初始态，无为自化，清静自正，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为化生万物的根源；道常无名，无为而无不为，它像水一样，善利万物而不与万物争，以柔弱胜刚强，是最高的善；道是不可言说的，人的感官也不能直接感知，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持之不得。

道既是宇宙的本体，又是万物的规，还是人生的准则。儒家以天、地、人为“三オ”，老子则以道、天、地、人为“四大”。“四大”在“三オ”之上增加了道，就给中国文化思想的架构，打开了一个极其高远、极富想像力的思想空间。

道是出自形而上，而贯穿形而下的；而且在贯穿中，不给天与帝这类有意志、有目的的造物主，留下任何插足的余地。在二千五百年前，老子之道是在从根本上改造原始道论的基础上的一个伟大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