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是几月几日

南京大屠杀是几月几日的答案是：1937年12月13日

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条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无数暴行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例之一。南京大屠杀期间，《纽约时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中外媒体，均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大量的揭露。

战后，中国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其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死亡人数15万余人，总计死亡人数达30多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特大惨案。

2014年12月13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首次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

2015年10月9日，《南京大屠杀史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淞沪会战失利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展开对中国全面大规模侵略。同年8月13日~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展开淞沪会战。战役初期，日军于上海久攻不下，但日军进行战役侧翼机动，11月5日在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卫间登陆，中国军队陷入严峻形势，战局急转直下。

1937年11月8日蒋中正下令全线撤退，四天后上海失守，淞沪会战结束。上海被日本占领后，日军趁势分三路急向南京进犯。中国方面就此开始准备在上海以西仅300余公里的首都南京的保卫作战，由于下达撤退命令过于仓促，后方国防工事交接发生失误，随着日军轰炸机的大范围轰炸，撤退演变为大溃败，使北路日军主力一路顺利到达南京。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处于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由于从上海的撤退组织的极其混乱，中国军队在上海至南京沿途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

1937年11月20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政府机关、学校纷纷迁往内地，很多市民也逃离了南京。在6月有101.5万城乡居民的南京市，到了12月初的常住人口据估计还有46.8万至56.8万人，这还不包括军人和从前方逃亡到南京的难民。 22日，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留在南京的二十多位西方侨民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他们提出在南京城的西北部设立一个给平民躲避炮火的安全区。29日，南京市市长宣布承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为安全区提供粮食、资金和警察。唐生智还承诺将部队撤出安全区。1937年12月5日，国际委员会收到日本政府模棱两可的回复，随即开始了安全区的工作。

1937年12月1日，日军攻占江阴要塞，同日，日军下达进攻南京的作战命令，南京保卫战开始。

1937年12月2日，江阴防线失守中国海军主力第一舰队和第二舰队在中日江阴海战中被全数击沉，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唯一一道拱卫京畿的水上屏障失守。

1937年12月10日日军发起总攻，12月12日唐生智下达突围、撤退命令，中国军队的抵抗就此瓦解。

日军羽田部队在黄浦江口残杀中国军俘虏，原本打算在上海附近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从而迫使中国国民党政府屈服。然而，日本上海派遣军在淞沪战场苦战三个月，受到了惨重的损失，日本决策层在是否直接进攻南京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为顾虑苏联在北方的军事威胁，日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等人主张“不扩大”战事。因此，11月7日东京将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临时编组为华中方面军的时候，将方面军的作战区域限制在苏州、嘉兴一线（即“制令线”）以东。而日军战地指挥官却强烈要求进攻南京：15日，柳川平助的第10军无视参谋本部的命令，决定趁中国军队溃退“独断敢行”地“全力向南京追击”；22日，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鼓动参谋本部放弃“不扩大”方针，称“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须攻占南京”。11月下旬，日军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全面越过“制令线”，分别沿着太湖的南、北两侧开始向常州、湖州进攻。鉴于前线进展迅速的既成事实，24日东京大本营废除了“制令线”，并在12月1日下达了攻占南京的正式命令。

进攻南京的作战开始后不久，疯狂前进的作战部队就把辎重部队抛在身后，由于日军原本没有深入内陆作战的后勤准备，部队立即面临着粮食供给中断的严重问题，日本军司令部于是下达了实际是要部队抢劫的“就地征收”命令。日军在抢劫中通常伴随着奸淫妇女的暴行，为了掩盖自己抢劫和强奸的罪恶，日军除了杀死受害人，经常放火烧毁整个村庄。

1937年12月8日，日军全面占领了南京外围一线防御阵地，开始向外廓阵地进攻。11日晚，蒋介石通过顾祝同电告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继撤退，图整理而期反攻”。12日，日军第6师团一部突入中华门但未能深入，其余城垣阵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负责防守中华门的第88师师长孙元良擅自带部分部队向下关逃跑，虽被第36师师长宋希濂劝阻返回，但已经造成城内混乱。下午，唐生智仓促召集师以上将领布置撤退。按照撤退部署，除第36师掩护司令部和直属部队从下关渡江以外，其他部队都要从正面突围，但唐生智担心属于中央军嫡系在突围中损失太大，又口头命令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和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这个前后矛盾的命令使中国军队的撤退更加混乱。会议结束后，只有属于粤系的第66军和第83军在军长叶肇和邓龙光带领下向正面突围，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成功突破日军包围，第159师代师长罗策群战死。其他部队长官大多数没有向下完整地传达撤退部署，就各自抛下部队前往江边乘事先控制的船只逃离。这些部队听说长官退往下关，以为江边已经做好了撤退准备，于是放弃阵地涌向下关一带。负责封锁挹江门的第36师没有接到允许部队撤退的命令，和从城内退往下关的部队发生冲突，很多人被打死或踩死。12日晚，唐生智与司令部成员乘坐事先保留的小火轮从下关煤炭港逃到江北，此后第74军一部约5000人以及第36师也从煤炭港乘船过江，第88师一部和第156师在下关乘自己控制的木船过江。逃到下关的中国守军已经失去建制，成为混乱的散兵，其中有些人自己扎筏过江，很多人淹死、或是被赶到的日军射杀在江中。大部分未能过江或者突围的中国士兵流散在南京街头，不少人放弃武器，换上便装躲入南京安全区。13日晨，日军攻入南京城，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天的南京大屠杀。

轰炸

日军早在攻入南京之前就开始对南京周边地区的狂轰滥炸。1937年11月，日本陆军航空本部通过了《航空部队使用法》，其中第103条规定：“战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明文规定可以在战争中直接以平民和居民街道为目标实施空袭，突破了战争伦理的底线。

1937年9月19日，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下令对南京等实行“无差别级”轰炸。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是更广义的南京大屠杀的起始日期。这一天，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下令所属第2联合航空队（1937年9月10日刚刚从大连转场到新落成的上海公大机场）对南京市区进行“无差别级”轰炸。上午8时15分，警报声大作，江阴要塞瞭望台报告：大批敌机正自下游向江阴飞来！海军各舰炮手均各就各位。几分钟后，只见一个由33架敌机组成的庞大机群在3000米高度向西南飞去。

这天正是著名的“9·19空战”日，敌机被我空军第四大队击落4架，击伤1架。中国空军后来的传奇人物刘粹刚自此一战成名。 9时20分左右，警报声又起，海军见1小时前西飞的敌机群正杂乱无章错落地返航，料定必是被我空军击败，便以排炮“欢送”。敌机惊魂未定，无心恋战，未发一枪，未掷一弹，均高速向东逃窜。下午2时30分，又传来警报声，见敌机28架，又在南京被中国空军击溃。这次，该机群未敢沿江飞行，绕开中国高射炮火有效射程返航。

1938年3月，汉口的美国刊物提到：“到目前为止，南京的日军至少杀害了8万中国人。”1938年4月魏特琳的记录为：南京的慈善组织红十字会从1月中旬到4月14日，在城区掩埋1793具尸体，其中80%是平民；在城外，掩埋39589具尸体，约2.5%是平民。“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1938年1月17日在向日本驻美使馆发出训令时，转引英国记者田伯烈的电讯稿。“30万”首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被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南京城里发生了将近 2万起强奸案。”“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20万人以上。”

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认定：在南京大屠杀中，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

1946年2月15日成立的南京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认定：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为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尸体经慈善机构掩埋有15万余具。根据该判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4万。

1946年2月17日，上海《大公报》第二版，标题是《南京大屠杀案首期调查工作结束惨死同胞约三十万》，调查委员会并分函各社团扩大宣传，再鼓励人民赶快举发。

据统计，国际红十字会在南京城内外掩埋尸体总计43121具，南京红十字会收埋22371具，慈善机构崇善堂收埋112267具，慈善机构同善堂共埋尸7000余具，鸡鹅巷清真寺王寿仁以“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名义掩埋回族尸体400余具。仅此5个慈善团体收埋尸体就达18.5万余具 。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战犯谷寿夫判决书》，谷寿夫案共记录集体屠杀28案，零散屠杀858案，无辜军民被日军残杀有案可查者达886起。其中，仅发生在中华门区域的就有378案，占零散屠杀案的43%。向井敏明、野田毅一案的判决书也提及屠杀遇害者有30余万人：被俘军民遭集体杀戮及毁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人以上。